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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

第六百四十一章 侠盗 (第1/2页)
  
  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,代表团没太多事,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。
  
 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。
  
 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,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,印尼糖王。
  
 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,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,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。
  
 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,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,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。
  
 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,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。
  
 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,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,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,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。
  
  “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,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。庭审经过报道后,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,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《国际歌》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经过欧洲一行,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。”
  
  “任公,欧洲之行感觉如何?”李谕问。
  
  “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,”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,“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,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!在我看来,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,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、寡廉鲜耻的状态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真比起破坏程度来,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。”
  
  梁启超说:“巴黎、柏林、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,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。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,破坏力也要强太多。”
  
  “并不是他,”李谕说,“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,流放到了圭亚那。”
  
  “圭亚那在哪?”蒋百里问。
  
  蒋百里叹道:“根本无法解释!”
  
  梁启超冷哼道:“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,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,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,实在可恨至极!”
  
 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。
  
  李谕说:“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,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,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,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,他叫雅各布,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,专门劫富济贫。”
  
  蒋百里说:“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,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。”
  
  梁启超问:“什么演讲?”
  
  “好像一直都是这样……”李谕说。
  
 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,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。
  
  “当然是好事,”梁启超说,“经济同理,西方经济强,缘于资本主义,但战争的爆发,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,并非合理组织,现在虽十分发达,却已走到末路,且积重难返,不能挽救,势必破裂!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,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中西方本就不同,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,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雅各布的演讲叫做《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》,他说,
  
  “雅各布说: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,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,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,直接烧了。
  
 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,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。
  
  “哦?”梁启超有点感兴趣,“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。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?”
  
  李谕说:“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,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,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,明明停战在即,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,为何同意缔约?”
  
  “不过尔尔!”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,“我在伦敦游历时,居住的是一等宾馆,每天连饭都吃不饱,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。煤炭供应不上,屋中异常寒冷。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,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。”
  
 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,递给李谕:“上面是用法语写的,‘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,随信附上10法郎,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’,落款则是黑夜工人。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。”
  
  ‘所以盗窃是归还,是收回。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,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。
  
  梁启超说:“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,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。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期待先生成书。”
  
 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,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。
  
  梁启超说:“有点意思,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《欧游心影录》中,他还活着吗?”
  
  蒋百里说:“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,也在变法,比如俄国,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。”
  
  蒋百里顺着说:“野蛮人的暴力,又远不及文明人。”
  
  “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,”李谕说,“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‘阿提拉’一名。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‘黑夜工人’这个组织之名。”
  
 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,才会去做个所谓的“盗贼”,劫富济贫。
  
  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,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。
  
 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。
  
  梁启超说:“没错,我现在越发觉得,对于中国的未来,根本无需悲观。西人作茧自缚,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。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,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,融合东西,砥砺前行,必然可强盛!”
  
  “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,”蒋百里说,“对了,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,这批手稿差点被盗。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,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,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,盗贼竟如此多,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。”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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