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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零八章 青年

第六百零八章 青年 (第1/2页)
  
  “请问,这里是中国科学社吗?”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西服的人。
  
  金邦正说:“没错,请问阁下是?”
  
  “哦,本人陈仲甫,”对方礼貌回道,“我刚刚创办了一本《青年杂志》,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。其中科学不是我的专长,后来听说李谕先生组织创办了科学社,还有《科学杂志》出版,我就想请贵社帮帮忙。”
  
  李谕笑道:“好说,好说,先生请进!”
  
  这个忙真的要帮。
  
  陈仲甫就是陈一枝独秀……
  
  而那本《青年杂志》,不到一年后就会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
  
  “你就是李谕先生?”陈仲甫问。
  
  李谕点点头,然后说:“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《青年杂志》过目?”
  
  “当然可以,”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,“这是前几期的,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,有很多不足之处。”
  
  李谕说:“一个人做编辑,先生真是辛苦。”
  
  “我也看看,”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,饶有兴致地看起来,“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,还做写稿人。”
  
  陈仲甫笑道:“现在办杂志,不都要这样。”
  
  一直到1917年,陈仲甫都是《青年杂志》的唯一编辑。1918年以后,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,由6人组成,除了陈氏自己,还有钱玄同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刘半农和沈尹默。
  
 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;每月设有讨论会,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,还有主要的撰稿人,包括鲁迅和周作人(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)。
  
 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,看了一会儿称赞道:“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,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。”
  
  陈仲甫说:“你看的那篇创刊词,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,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,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;进步的而非保守的;进取的而非退隐的;世界的而非锁国的;实利的而非虚文的;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一言以蔽之,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。”
  
 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,“科学方面不用担心,但民主二字,可能会让杂志被禁,您知道的,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。”
  
  陈仲甫说:“我明白,所以从创刊之初,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,《青年杂志》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,而非进行政治批评。”
  
  从14年下半年开始,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,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,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。
  
  本来民国头两年,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,但袁世凯立马发觉“人言可畏”,迅速打压。
  
  辛亥之后,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,包括北京50家、上海15家、汉口6家。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,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,上海减到5家,汉口则只剩下2家。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。
  
  《青年杂志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,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,每月一本,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,最初发行量1000份。
  
 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:“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,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,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。”
  
  陈仲甫说:“是的,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,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。”
  
  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这一观点,才决定回国发展,投入新文化的浪潮。
  
  不过嘛,他们两人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是不可能的。
  
  《青年杂志》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,尤其是在“通信”“国外大事记”“国内大事记”三个栏目中。
  
  就是这个原因,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。
  
  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:“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,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,如若可以,希望能为我的《青年杂志》写篇稿件。”
  
  李谕果断道:“没有问题,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,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。”
  
  陈仲甫高兴道:“太好了!要是有您的稿件,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。”
  
  李谕笑道:“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”
  
  陈仲甫道:“先生请讲。”
  
  李谕翻开杂志,“以后能不能全部改用白话文?”
  
  “全部?”陈仲甫问。
  
  “我大体看了看,阁下对封建礼教极为不满,思想非常新,文言文一直垄断文体,白话文则不入流,”李谕顿了顿说,“但白话文易于传播,更便于翻译,好处不要太多。”
  
  陈仲甫点点头:“我同意是同意,就怕找不到足够好的白话文章,反而为别人所攻讦。”
  
  金邦正说:“有什么好怕的,《科学杂志》全用白话文,也使用新式标点,照样发行越来越好。”
  
  陈仲甫说:“不一样的,你们是纯科学杂志,别人说不出什么;如果是文科文章,不仅要有内容,也要保证文采,否则一些穷酸文人必然会挑出刺。”
  
  “我倒是想到一些好的人选,可以写不错的白话文章,比如,”李谕拿起一封胡适的稿件,“留美学生。”
  
  陈仲甫知道这些留学生必然受过严格教育,又是“洋状元”,思想比较新,让他们写白话文说不定真不错,“麻烦先生代为求稿。”
  
  “举手之劳,”李谕说,“目前美国也在搞文学运动,尤其是新诗方面,各种草原诗人、意象派诗人、新抒情诗人和实验主义者纷纷出版了作品,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中矫揉造作的浮夸辞藻,而用自然口语写诗。有人说这是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。”
  
  陈仲甫说:“既如此,留美学生必然感同身受,愿用白话文?”
  
  李谕说:“其实不仅他们,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方便的白话文,不是吗?”
  
  陈仲甫笑道:“先生说得对,白话文轻松舒服太多。”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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