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百八十四章 最后一把米 (第2/2页)
“加租加不下去，石诚吾开始要年例，就是每年过年，这些佃户要孝敬他，这佃户又开始出走。”
朱翊钧看完奏疏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激起了民变。
这石诚吾加租不成，要年例又不成，这个机灵鬼灵光一闪，想出来个好伎俩，办赌坊。
这事他一个人做不成，他就找了三县的缙绅，一共六家，都办起了赌坊，这不出三年，佃户人人欠了缙绅的钱，这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
每个人都一样，欠了钱，就底气不足，到这一步就好办了，自万历九年起，石诚吾为首的三县缙绅，就开始加租，除了加租之外，还开始索要年例。
“这个石诚吾！反了他了，朕的圣旨都敢违背！”朱翊钧看完了奏疏，已经出离的愤怒了。
办赌坊、加租、索要年例，还能说是偷偷摸摸的干，他居然敢公然违抗圣旨！
朱翊钧有明确圣旨，晚造豆麦、油菜、薯芋、及姜菜之利，例不收赋收租，不得有违。
百姓种植番薯是不收税的，朝廷不收税，地主就没有名义收租，所以常田一般不种番薯，地主也不让，多数都是荒地种番薯，番薯是救荒粮，是为了活命的救命粮。
这不收番薯的税，已经执行了十四年了，只要是番薯推广到的地方，都知道这个禁令。
石诚吾办赌坊、加租、年例之外，还要收这些晚造粮的租！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晚造粮租，彻底激起了民愤，皇帝老子都不收，你一个缙绅也要收！
佃户万乾倡、连远候、郑三万等人，纠集佃户，号曰田兵，攻破瑞金后，再邀三县佃户共起抗租。
冯保俯首说道：“陛下，田兵攻下的三县，衙门还在，驿传畅通，还能跟巡抚衙门书信往来。”
“田兵要求立盟，盟约为减租、除年节等项旧例、关闭赌坊、请均田令、锄奸，只有朝廷答应了立盟约，三万田兵才会归田。”
其实田兵这样要求是非常危险的，正常情况下，皇帝会派兵来镇压，而不是答应他们的诉求。
但陛下不一样，百姓们又不是闭目塞听，一点事都不知道，从废除贱奴籍的操戈索契、到浙江九营哗变，再到沈仕卿带着佃户反抗，高喊告诉我娘，我不是孬种，皇帝做出过一次次的选择，才让田兵选择等待圣命。
从宁都、瑞金、宁化三县知县，到赣州府知府，再到江西左右布政、参政，江西巡按、江西巡抚，这么多臣子，在奏疏里都不敢说，其实这田兵之乱，有一部分原因是皇帝惯的。
皇帝惯的事情很多，但有一件事最重要，皇帝在浙江搞均田，搞得风生水起。
浙江还田的消息传到了江西，江西佃户一看，自己这边非但没有还田令，这些个缙绅还想方设法的加税、年例、赌坊，连晚造粮也要抽租，都是陛下的子民，怎么如此天差地别，才最终闹了起来。
“江西布政使余立、按察使王象坤，参政蔡国珍的奏疏说，他们为了不让民变进一步扩大，已经暂且答应了下来，可田兵仍然不肯退去，非要见到圣旨才肯罢休。”冯保告诉了皇帝地方的处置。
地方答应了，不答应田兵条件，反而派兵镇压田兵，这地方大员怕皇帝派京营把他们镇压了，那京营的口号是：上报天子，下救黔首。
而且田兵目前也没有冲击衙门，只是将办赌坊的三个缙绅之家的人给抓了起来，派兵镇压，激化矛盾，江西乱起来，乱兵可能不会杀了这些地方官，但陛下一定会。
答应下来，防止动乱进一步扩大，才是唯一的选择。
浙江台州知府李弘道的下场，告诉江西地方官员，这种动乱，想捂盖子是不可能的，遍布各州府县的稽税缇骑一定会奏闻皇帝陛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可田兵还是不肯褪去，仍然占据了三县各要道、市集、衙门也被堵着，在这些起事的佃户眼里，地方狗官答应的根本不算数，皇帝答应的才作数！皇帝答应的事儿，这些狗官才不敢违背！
张居正、王崇古、王国光、沈鲤等阁臣的浮票，态度还是很一致的，请皇帝圣旨。
阁臣的意见是还田令既然在浙江起了头，那就不可避免的会向整个大明腹地推行，即便是现在没有执行还田令的条件，也要减租，降低地主从土地上的获益。
王国光的意思明确，只有减租，才能让这些乡贤缙绅放弃土地租税，转向工商业投资和发展，才能让强人身依附生产关系，转向大规模自由雇佣生产关系，才能完成小农经济蜕变到商品经济。
乡贤缙绅这些地主，是生产力、生产关系进步的阻力。
“下旨江西，对了，把这三个办赌坊、收年例、还要收晚造粮的缙绅，统统给朕押到京师来！”朱翊钧选择了认可内阁的意见。
很多事看似有很多选择，但其实万历维新走到今天，朱翊钧只有一个选择，走下去。
田兵的要求，唯一比较困难的其实是还田令在江西执行。
还田令的执行是需要一定基础的，其中最大的基础就是佃户们意识到这是朘剥，这样朝廷才能有底气去支持，而田兵们这么一闹，还田令最大的基础就有了。
但这不代表还田令就可以着手推动了，江西的情况比浙江要糟糕很多，浙江有九营，浙江衙门有的是银子，多到要修浙东运河的地步，但是江西比浙江穷，而且没有九营，要执行还田令，没有那个条件，强行推行没有意义。
“这三个县的县令是干净的吗？朕以为不是。”朱翊钧看着奏疏，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石诚吾为首的三家缙绅，搞赌坊、加租、收年例，最后逼出了民乱，县令能不知情？”
“这里面要是没有故意包庇，朕这个皇帝也不要做了。”
“贪墨点银子也就罢了，搞出民乱来，就是罪责了。”
为虎作伥，伥鬼背后是老虎，这三家缙绅搞成这样，要是没有地方衙门给他们撑腰，他们不敢做的如此过分。
朱翊钧从奏疏上看不出什么，他下的圣旨也是安抚百姓，他需要稽税缇骑的塘报，再做出进一步的决定。
没有让大明皇帝等得太久，因为驿路并没有断绝，所以缇骑的塘报和地方官吏的奏疏，是前后脚抵达了京堂，大明皇帝和京堂百官，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全貌。
赌坊、加租、索要年例、收晚造粮租，都是这次田兵之乱的背景，其实大明百姓两百多年，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
真正把百姓怒火点燃的是，宁都县衙役伙同石诚吾家丁下乡收租，暴力收租的时候，出了人命。
乡民找到了村里的耆老，请耆老主持公道，耆老拿出了潘季驯还在江西时的政令，潘季驯在江西收租是问田主收租，而不是问佃户收租。
当时潘季驯举着刀逼迫乡贤缙绅低头，潘季驯已经到绥远五年了，乡贤缙绅们不愿意再继续承认地租里包括朝廷税赋了。
村里的耆老拿着潘季驯当年的榜文，不肯交额外的田赋，缙绅的田，田赋都在地租里了。
这推搡之间，石诚吾的家丁，把耆老给推倒在地，好巧不巧，耆老磕在了石头上，六十多岁，就这样走了，怒火才彻底被点燃。
收税就收税，杀人要怎样！
已经消停了十多年的衙役下乡收租，才是导致民乱爆发的直接原因。
“朕的斗争卷还是说的很明白，这些人能够读一读阶级论的第三卷，也不会折腾出这些事了。”朱翊钧继续翻阅着塘报对着冯保说道。
冯保思索了片刻说道：“陛下的意思是，最后一把米？”
朱翊钧闻言点头说道：“对，就是说矛盾和斗争的突然性，但是念经的话，有些晦涩，你这个最后一把米的说法非常贴切。”
最后一把米是个贴切的说法。
矛盾和斗争的爆发具有突然性。
县令、衙役、乡贤缙绅、家丁，并不想把穷民苦力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了，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天倾地覆的时候，穷民苦力是会反抗的。
而佃户们一直在忍让，佃户自己在劝自己。
赌坊是赌徒自己无法克制自己的贪欲；加租是以前收那么多，现在是恢复；年例是孝敬，毕竟缙绅们手里的田契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；收晚造粮租，这山水之间，每一寸都是有主的。
直到村里的耆老，死在了面前，自我欺骗彻底失效，从温顺任人欺负，到拿起一切能拿起的武器进行反抗，在片刻之间就变成了无法收场的巨变。
浙江台州府知府镇压佃户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李弘道到死都没想明白，这些温顺的佃户，为何突然就开始反抗了？
土地所有者或者权力拥有者，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、衙门朝廷，不能清晰的知道并决定谷租、藁税、私求，到何种地步才是极限，不清楚自己索取的是不是百姓米缸里的最后一把米。
原因也非常简单，因为肉食者不参于劳动，所以不能正确的衡量劳动所得，也意识不到这些米粮已经是最后一口了，肉食者往往觉得还能再压榨一些出来，满足自己对物质、财富的占有欲。
朱翊钧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、包括衙门朝廷，都觉得还能再要一点，百姓还有油水，还能再榨一点，自己都没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把手，伸向了百姓米缸里最后一把米。”
“同样，穷民苦力也不知道自己忍耐的极限在哪里，再忍一忍，是多数人的选择，可在某些事情突然发生时，那根线就绷断了，只能选择抵死反抗，然后由点及面，烧遍整个大明。”
“等到反应过来为时已晚，后悔莫及了。”
第三卷斗争卷，最终都会导向那个自然而然的推论，大明必亡。
矛盾激化的突然性，让斗争爆发的冲突，没有明确的界限，无法预料，这种不可控，让张居正无法接受。
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这其实是可以防范的，防止矛盾斗争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，要解决实在是再简单不过，不过分朘剥，留一口饭给百姓吃，就不会闹到天崩地裂。
阶级论的第二卷，讲的就是分配。
“把这三个县令也一道抓到京师。”朱翊钧又下了一道明确的命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