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 自比子路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当年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生，后任国立中央大学、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这样说：“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，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，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。”
　　
　　胡适、陶行知的老师，美国著名教育家、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•杜威也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，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等，这些校长中，在某些学科上，有卓越贡献的，不乏其人；但是，以一个校长身份，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，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而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
　　
　　肯定地说，曾经潜心于国学的傅斯年，所以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，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受蔡元培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沉重的暮气，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之后，积极罗致具有新思想的人才。到校不到十天，他便聘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，并把当时开一代新风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也迁到北京大学。又聘请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，兼经济学、历史学教授。还聘请鲁迅兄弟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杨昌济等到北大任教，同时又罗致了一批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新型学者，如胡适、李四光等充实北大教师队伍。一时之间，北京大学成为新式人才的汇聚之地，也同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。
　　
　　置身这样的洪流之中，像傅斯年这样的爱学习，肯思考，追求进步的青年，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？
　　
　　一九一八年八月，傅斯年上书蔡元培，对当时大学分科提出了不同意见。题目是《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》。提出：“哲学不应隶属文科，而应隶属于理科，其根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更为密切。”
　　
　　他论述说：“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，恒以历史为材料。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。考之哲学历史，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，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。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，其用甚局，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，其用至博。美国研治科学，得博士位者，号‘哲学博士’。英国牛津诸大学，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，号‘科学博士’。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，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。”
　　
　　蔡元培接到傅斯年的上书，认真进行了考虑，专门加以按语，发表于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蔡元培在按语中说：“案傅君以哲学门隶属文科为不当，诚然。”但蔡元培自己认为哲学隶属理科也不合适，其结论是“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，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。”
　　
　　从此以后，傅斯年就与蔡元培建立了密切联系，经常受到蔡元培的关怀和帮助。在这期间，蔡元培曾亲自题写条幅给傅斯年，内容是：“山平水远苍茫外，地辟天开指顾中”，意境深远，希望殷切，勉励之情，尽在其中。
　　
　　傅斯年自从在北京大学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久”。
　　
　　他对蔡元培推崇备至，其献身学术、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，都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很深的渊源关系。傅斯年曾把蔡元培比作孔子，把自己比作子路，足见师生之情。很多年后，他曾深情的写下《我所敬仰的蔡元培先生》一文。